无论是新成立，亦或是，成立稍久的中国融资租赁企业高管，总有一个问题时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该怎样做这家企业？过去，从未有一个时代如同当今时代那样，世界如此绵密繁复地联系成一个，被各种力量和关系捆紧包实，内向压收的“小小寰球”。于是，思考企业应如何行动时的视野所及，也超乎过去所可想象的疆域，由国内扩展到国际，由经济延伸到政治，由企业提升至国家。贴近本质而言，这是一个融资租赁公司战略路径、经营定位和经营策略的问题，更加贴近本质来说，这是一个决定融资租赁企业生存的问题。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群体所面对的，所有这些外部环境的多重力量和多维关系，大体上，可以由“三重博弈”来统摄表述。换言之，当前的中国融资租赁企业就是在这“三重博弈”的大背景下，或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自身的图存之路——选择和构建了自身的“生存利基”。

第一重博弈：国家间博弈。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需要通过国家的富足和强盛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实现这个目的，无非两个途径：创造价值或转嫁成本（亦或二者兼具）。暂略过创造价值，如果说，早期英国对外转嫁成本的对象是，以坚船利炮所威慑的遍布全球的殖民地的话，那么，当前美国对外转嫁成本的对象就是，以美元信用所劫持的遍布全球的经济体。以相当实力的实体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呼吸一般转换的美元的周期性升贬值，影响和调动着全球，实质为货币购买力的，资本流动。而资本，又恰恰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实现富足和强盛所必须倚仗的核心生产要素。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通过量化宽松，面向全球抽取铸币税，攫取资本之后，再度以升值和增加区域不安定状态作为撬棍，撬动全球资本回流。与此同时，“单极”美国之外的各个经济体，为减少自身伤害，纷纷启动零和的竞争性贬值博弈。我们的国家，需要全球资本的驻留和净流入。

了此，我们不但可以洞悉近期“股灾”的内在脉络，更加会了解融资租赁的“内保外贷”、“内保内贷”、“法税租赁”、“跨境人民币融资”等等资金运作手法，为何会风行于世，而政府对此并未干涉，甚至以自贸区设立来表达积极鼓励态度的原因所在了。同样，众多上市公司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以求建立境外低价格资金融入渠道，也事出此因。可以说，在这第一重国家间博弈的背景下，融资租赁企业可以选择高效引入境外资本作为自身的一个生存利基。但是，选择这个利基，需要在国内具备“信用支点”，需要考虑汇率风险（比如，近日人民币三天累计4.6%急速贬值），也需要考虑信用风险（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有没有无风险的融资租赁通道业务？》）。在这第一重博弈之下，融资租赁企业也可以选择跟随国家战略，拓展海外蓝海市场（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三条路”——当前形势下，心怀未来的融资租赁企业战略选择路径分野》）。

第二重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外交上向前苏联的“一面倒”政策，换取了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苏方经济援助，但无可避免地，整套政府行政体系也随之一并复制，从而搁置了早前“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的构想，快步进入了全面的计划经济（命令经济）。随后，为保持主权底线而同苏联的决裂，令中国的快速（重）工业化的进程被突然打断，中央面临空前的财政赤字危机。于是，财政“分灶吃饭”政策出台，地方财政独立。此后，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多次博弈循环。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隐约浮现。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利用掌控银行资金（银根）的权力，数度加热经济，造成了“价格闯关”、“海南地产泡沫”等若干过热经济形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才重新厘定了中央、地方利益。随后，以“入世”为表征的中国的全球化融入，再次舒缓了二者间的博弈关系，从而有助于新世纪头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

次贷危机爆发后，早前的地方政府“公司化”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再次获得强大资金资源动员能力，令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直存在的，责任与收益的失衡关系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可以享受地方经济增长收益，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则全都归于中央承担。中央动用金融系统收摄地方政府，奈何地方政府在利用土地财政和政府融资平台摆脱限制的时候，一方面，虚拟经济领域内无风险利率水平被不断抬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面积，成规模的“影子银行”出现。而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大局，保增长，也只能无奈坐看地方债务危机持续酝酿。

了此，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在次贷危机过后的几年间所表现出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巨量的通道业务和地方平台业务涌现，就不难理解了。换言之，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的另一个可选择的生存利基，即是游走于中央、地方博弈的利益纠结关系之中，把握住中央一再强调的“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刚性兑付”尚未被打破的时候，继续向地方政府输送资金，继续向“足够大而不能倒”的重化工企业为代表的各限制类国有企业，输送资金。这也就是，即便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战略发布后，行业新闻里依然频频闪现各大融资/金融租赁公司向钢铁、焦化和地方政府进行资金投放的缘由所在。也正是看清了这种博弈关系，某知名融资租赁公司高管才敢于断言：未来十年，投资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即使存在显见的产能过剩，但融资租赁在工程施工市场内的空间，依然巨大。

但是，能够采用这一生存利基的融资租赁公司，绝非泛泛之辈，新常态下的投放机会直如黄金般的珍贵，此类显赫国有背景的潜在承租人，早已成为众多中国租赁大咖的争夺目标，从动辄基准下浮的租赁利率、超长的租赁期限、象征性的保证金收取比例、低频的偿租节奏，以及承租人发布融资租赁交易公告中屡屡提及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等表述中，就可以发现：这已然是一片高手云集的“红海”所在。

第三重博弈：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最早可以上溯到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地方财政包干以后，为争取有限的生产资源，从各地方政府到中央“跑部钱进”的调侃说法中，即可见一斑。改革开放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逐步形成，并最终实施的“财政联邦”构想，令各个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博弈关系，陡然绷紧。举例而言，GDP挂帅下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工作，几乎沦为了被戏称的“割肉比赛”！不时公布于世的各省GDP增速排名，以及各省在GDP统计中屡屡出现的“统计误差”，都显示了，在粗放的以生产要素追加投入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模式下，在政绩与仕途的激励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博弈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进入新常态后，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要求，在“反腐”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护持之下，被强力贯彻。近期，某省官员在被环保约谈后的痛下决心表态，以及山东临沂不惜激增数万失业人员泛起民情扰动，依然关停十数家高污染企业的新闻报道，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内容和方向，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举例而言，贵州省的“大数据”战略就引起了习大大的关注，前往实地调研，并予以充分认可。

所以，在当下全国各地融资租赁企业云起之际，可供企业选择的另一个生存利基即是，利用自身的属地化优势，紧紧贴合地方政府经济转型的发展部署，将融资租赁企业自身的成长，融入地方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中去，借助中央政府的趋势引导，跟随地方政府的资源协调力量，实现快速健康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片真正的“蓝海”，尽管，其中也必然难免曲折（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非“一哥”，不“空壳”——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增量市场化生存”的艰辛生路》），但是，对于真正希望“做企业”的投资人或职业经理人而言，这确确是一片广阔的生长空间。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以下几个主题词，值得揣摩关注：高端装备、企业集群、县域经济、产业生态系统、全牌照金融平台。

鉴往知来，循着历史的脉络，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生存利基选择已然隐约分明，一如马云所言：机会一直都在。